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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携手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筑亚太命运共同体——面向未来的APEC发展成效与中国行动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聚焦发展：共创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

一、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推动者

三、创新性合作的典范

四、绿色发展的倡导者

第二章 应对挑战：肩负时代重任搏击风雨

一、地缘政治风险带来多重冲击

二、贸易保护主义危及产供链安全

三、发展失衡制约经济长期增长

四、气候变化危及可持续安全

第三章 续写辉煌：在共创共享中实现共同繁荣

一、携手共进，合作发展仍是亚太主旋律

二、和谐包容，共同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三、激发活力，“中国行动”赋能亚太发展

结语

参考文献

编写说明与致谢

前  言

400多年前，中国商人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开启了与秘鲁之间的贸易航线，建立连接亚洲、太平洋岛屿与美洲之间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为跨越太平洋的友好交往奠定历史基础。几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在太平洋的浩渺烟波之上闪耀，照亮了人类克服一切阻碍、彼此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

35年前，亚太地区领导人顺应和平和发展的时代潮流，一致同意超越集团对抗、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成立亚太经合组织。自此以来，亚太区域合作推动地区发展进入快车道，助力亚太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成为全球发展稳定之锚与合作高地，成为推动全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开放包容的象征，也是合作共赢的象征。它与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初心相契合，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它将使21世纪的亚太地区继续成为创新合作的典范，助力全球共同应对重大挑战；它激励我们携手合作，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彼此互助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第一章  聚焦发展：共创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

“发展是亚太地区永恒的主题。我们始终聚焦发展，不断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增强发展中成员自主发展能力。我们共同开创了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尊重各成员发展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自1989年成立以来，亚太经合组织（APEC）始终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

APEC的价值在于其秉持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和成员的“跨太平洋的广泛地域性”，推动了亚太地区35年的和平与发展。APEC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深化区域合作方面取得辉煌成就，有力提升了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使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最活跃、最具增长潜力的地缘经济板块。

一、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APEC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通过加强多边合作和互联互通，APEC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长势头保持长期稳定，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23年，21个APEC经济体GDP总量达到64.4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60%以上。GDP增速达3.5%，超过3.2%的全球平均增长率。亚太地区极端贫困人口由1990年的15亿下降到2015年的2.6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4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高于预期为2.9%的全球经济增长率。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亚太是全球极具经济活力和发展韧性的地区。

APEC经济体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来自各自内部需求增加和相互贸易的拉动。2023年，APEC经济体消费占GDP比重的平均值达到65.6%，APEC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62%，服务业的增长给地区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APEC经济体内外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70%以上的高位，2018年以来在90%上下波动。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及政策法规方面存在更显著的互补性，这使亚太地区内部的增加值贸易联系和价值链联系更为密切，具备优势互补、包容共赢的发展基础。

强劲的贸易需求和安全稳定的环境促进了亚太地区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快速发展。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2023）显示，在全球航运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前20席中，有13个城市来自APEC经济体。新加坡、上海分列第一和第三位，领衔全球航运发展。世界金融重心也向亚太地区偏移。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2023）显示，排名前10位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亚洲占6席，上海、香港、新加坡、东京、北京、深圳等城市带动了亚洲金融快速发展。

中国在APEC经济合作中持续发挥“推进器”作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有利于推动亚太持续发展繁荣。中国已成为13个APEC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2年，中国与APEC成员进出口总额为37390.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9.7%。利用APEC经济体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6.6%，而中国对外投资的73.3%流向了APEC经济体。中国前十大外资来源地和前十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中，有半数为APEC成员。

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推动者

APEC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使亚太地区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优秀范例。秉持APEC大家庭精神，相关经济体合力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经济技术合作，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采取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灵活务实、循序渐进的APEC方式，为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注入了不竭动能。

1994年，APEC在印尼制定了茂物目标（Bogor Goals），即APEC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年前和2020年前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这成为APEC合作进程的“灯塔”。APEC进程的两个核心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TILF）和经济技术合作（ECOTECH），被称作APEC之“两轮”。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茂物目标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马尼拉框架》（Manila Framework）制定的合作内容，基本上均得到开展。

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极大降低。过去30年，亚太地区平均关税水平从17%下降至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七成。同时，1989至2022年，APEC地区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由3.1万亿美元增长到30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4%，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增长速度。2001年至2010年实施的《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2009年实施的《APEC营商便利化行动计划》成为贸易便利化措施的代表。通过在海关措施、标准和一致化、电子商务和商务人员流动等优先领域所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合作，APEC有效降低了各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改善了亚太地区的营商环境。在APEC推动下，亚太地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产生了显著激励作用。

自由贸易协定有效拓展合作网络。通过实施集体行动计划（CAPs）和单边行动计划（IAPs），APEC持续推动成员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采取实际措施。这种方式不仅尊重了各成员的自主权，也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截至2022年7月，APEC成员共签署了207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196项已经生效。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与生效，进一步促进了成员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历经8年谈判后，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宣告诞生、正式启航。随着RCEP的落地生效，贸易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区域间经贸往来显著提升。《2024 RCEP区域合作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12.4%，而RCEP区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达到5311.1亿美元，逆势增长13.9%，占全球的比重达到41.0%，较2021年提高了9.5个百分点。RCEP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现路径，进一步提升亚太地区未来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分量。

倡导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得到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广泛认可。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中国一直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合作。从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开展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到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国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三、创新性合作的典范

发展理念创新引领。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APEC在2009年和2010年先后通过《新的增长模式——为了21世纪联通的亚太地区》和《APEC领导人增长战略》。领导人声明指出，亚太地区需要新的增长模式和实现这些战略的具体行动计划。这种新增长模式以创新和知识为支撑，其特征可归纳为“平衡、包容、可持续”。这种新增长模式可称为“APEC的新发展观”，区别于以强调降低关税、扩大贸易、促进增长为特征的传统发展观。

近年来，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APEC不断扩大了“新发展观”方面的讨论和合作。以科技创新合作推动亚太区域“创新性增长”成为APEC关注的重点议题。亚太各经济体将数字经济合作、智能化转型发展作为创新性合作的重点。2020年APEC吉隆坡会议通过的《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强调“利用数字经济和技术促进经济包容性”“推动创新型可持续发展”，以实现APEC在“后茂物时代”的发展。

互联互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亚太地区制定互联互通蓝图，适应了域内经济体加强经贸往来、推进工业化以及深化国际合作的需要，有助于亚太地区扩大投资和内需，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抑制极端主义，为亚太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早在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各成员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并决定在2025年前完成各方共同确立的倡议和指标。在互联互通蓝图的指引下，APEC框架下的机制互联互通合作在海关和边境管理措施、供应链、贸易便利化、结构改革、规制合作等重点领域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和成效。

以海关和边境管理措施领域为例，通过简化手续和推广应用新科技，部分成员已实现海关和边境管理机构的现代化，提高通关效率，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包括海关电子单一窗口系统和“经认证经营者（AEO）”制度等。在此推动下，贸易便利化和物流效率逐步提升。2020年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LPI）显示，2015-2017年APEC地区的出口前置时间由平均2.4天下降为2.3天，已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数字经济引领未来方向。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努力消弭数字鸿沟，已经成为APEC各方的共识和重点合作领域。2014年和2017年，APEC分别通过《APEC促进互联网经济合作倡议》和《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2018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为主题，得到了各方积极支持。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APEC区域经济体在“智慧城市”“智慧医院”“智能基建”等重大领域扎实推进合作，助力区域经济体智能化转型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目前，中国已与80多个共建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支持联合研究项目1100余项，共建50多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和70余个海外产业园区。面向东盟、南亚、拉美等APEC区域经济体建设多个跨国技术转移平台，有效促进APEC经济体间科技合作创新。中国还与23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并加深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跨境电商项目与电子商务合作，成为APEC区域经济体共享数字经济红利的合作典范。

四、绿色发展的倡导者

绿色发展是APEC未来发展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早在2010年与2011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主题均强调了绿色增长的重要性，“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增长”是近十年来APEC各类场合讨论的核心议题。APEC各成员携手合作，共同探索实践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仅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助力应对气候变化，还推动绿色经济成为突出增长点，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多维度森林保护与创新，森林保护成绩亮眼。作为基于APEC机制发起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亚太森林组织（全称为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APFNet）十余年来，开展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合作项目，共筑亚太生态屏障。截至2023年8月，共资助开展各类森林可持续管理和恢复项目53个，资助金额约4300万美元。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全球在近十年内森林面积下降了1.2%，然而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却实现明显增长，主要贡献来自于中国、越南以及智利，其中中国森林面积提升了9.53%。过去十年，中国为全球贡献约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居世界首位，作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绿色奇迹。

合力推进海洋保护，共促海洋可持续发展。近年来，APEC各经济体积极落实海洋垃圾防治路线图（2019）、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简称IUU）捕捞路线图（2019）及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路线图（2022）。2011年，APEC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在中国厦门成立，APEC蓝色经济论坛作为APEC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常态化推进的项目，截至2023年12月已成功举办七届，为各经济体代表提供了分享蓝色经济实践经验与合作框架建议的平台。2024年2月，第22届APEC海洋与渔业工作组（OFWG）会议在秘鲁利马举办，各经济体在会议中对各路线图的完成情况进行了通报，对未来海洋与渔业的规划进行了展望。

亚太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强劲，增长趋势明显。近年来，亚太地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既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碳目标，又能够以新兴产业助力经济发展。这其中，新能源汽车行业成为典型案例。2012年至2022年，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地区纯电动汽车年销量增长了142倍，并有力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随着全球范围内低碳出行趋势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领域合作将成为亚太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例如，中国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车企的两款纯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在泰国居领先地位，比亚迪在泰国已开设超过100家门店。

能源合作前景看好，结构优化转型升级。APEC各经济体致力于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加快能源转型步伐。亚太经合组织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从2000年的1384太瓦时（TWh）增加到2021年的4709太瓦时，年均增速为6%。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从2010年的16%提高到2021年的25%，其中水电占2021年亚太经合组织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一半以上，其次为风能（25%）和太阳能（15%）。2010年至2021年期间，风力发电平均每年增长19.2%，太阳能发电平均每年增长47.3%。

中国为亚太区域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引领和支持。中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连续14年、9年处于世界第一，截至2023年底累计装机突破10亿千瓦。2023年，中国对世界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贡献超过一半。2024年7月，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的智利最大单体光伏项目CEME1项目正式启动商业运营，该项目能为约50万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万吨。智利能源部副部长路易斯·费利佩·拉莫斯表示，该项目将帮助智利提高清洁能源发电占比，向实现脱碳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亚太绿色发展同频共振。绿色是亚太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共同底色。APEC与“一带一路”互融互促、同频共振，绿色发展合作机制逐步健全，合作成效日益显现。

截至2023年8月，中国与3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环保合作协议，与超过40个国家的150余家合作伙伴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32个国家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鼓励“一带一路”地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合作。截至2024年9月，已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49家签署机构、20家支持机构以及2家观察机构。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大力支持各成员开展可再生能源投资。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与中国合作伙伴达成了价值超过540亿美元的交易。天合光能作为中国企业代表与印度尼西亚签署中国—印度尼西亚合作文件，为印度尼西亚建设第一个光伏电池和组件生产基地。中国愿与广大合作伙伴一道，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共促亚太地区绿色发展道路行稳致远。

第二章  应对挑战：肩负时代重任搏击风雨

发展与安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地缘冲突、阵营对抗阻碍国际间合作与互信，使亚太地区发展的安全环境面临内外冲击。一些国家在经济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大搞保护主义、“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使本已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也对亚太地区带来负面影响。地区各经济体发展不平衡、经济体内部贫富差距加大，均对区域合作构成挑战。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危害亚太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与福祉。

一、地缘政治风险带来多重冲击

当前，某些国家固守“冷战思维”，执着于“零和博弈”，拉拢盟友搞阵营对抗，导致地缘政治形势趋紧，对亚太地区构成多重冲击。

地缘形势紧张冲突影响亚太地区内外安全环境。区域合作与发展不可避免会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当前全球地缘形势的动荡与冲突，不仅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稳定，也对地区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对区域经济合作构成挑战。

从外部看，地缘冲突加剧了欧洲和中东等地区的紧张局势，受此影响，从亚太通往欧洲的交通运输受阻。连接亚太到欧洲的不少航班因相关国家关闭领空被迫停航或绕飞；已成为连接中国和欧洲运输大动脉的“中欧班列”部分线路因相关制裁措施被迫停运或改道；红海到苏伊士运河的海上航线因冲突外溢效应而安全风险增加，很多船只被迫绕行。

欧盟分管经济事务的委员真蒂洛尼今年2月表示，由于原本通过红海的航运改变了路线，欧亚海上航线的航运时间增加了10至15天，运输成本增加大约400%。运输效率的降低和成本的提高，对于经济对外依存度普遍较高的亚太经济体造成不利影响。

从内部看，有的国家为谋取地缘战略私利，鼓吹“大国竞争”，利用地区国家间分歧挑拨矛盾，拉拢部分国家共同打压、遏制竞争对手，大搞阵营对抗，不仅损害地区国家对话合作的政治基础，而且令个别地区热点问题升温，不利于整个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恶化亚太各经济体安全环境。

地缘冲突引发粮食与能源危机，连锁反应冲击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安全。在粮食方面，亚太地区原本就属于对于风险高度敏感的区域。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亚太地区营养不足者占全球一半，女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更为严重。尽管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的营养不良发生率在2010-2023年间从3.6%降到了2.3%，但粮食安全依然是制约亚太地区发展水平的一大因素。

在能源方面，亚太地区能源消耗近年来迅速增长。《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展望报告》显示，在能源产品最终能耗中，电力增长最快，达到7.2%，占最终能耗比重的33.6%。石油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占第二大份额，为32.9%，增速为6.2%；天然气的增速为3%，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18%。

在此背景下，地缘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和粮食市场动荡、能源和粮食价格飙升，对于亚太地区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社会稳定造成明显冲击。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还推升部分经济体通胀，对其外汇等金融市场造成影响，甚至在一些国家导致经济社会动荡。

二、贸易保护主义危及产供链安全

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区域内个别国家以将贸易投资泛安全化，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阻碍国际经济合作，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亚太地区合作亦造成明显冲击。

跨国投资势头下降，发展中经济体受到更大冲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2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范围内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为1.3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下降了7%。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约8.4%，大洋洲发展中经济体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降幅则高达约64%。过去数十年间，对于制造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亚太地区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经济推动力，也是构建地区甚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是，当前这一投资下降趋势，将明显迟滞部分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升级进度，削弱地区产供链安全的基础。

部分国家大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危害地区产业发展。一些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和贸易保护动机，试图将其认为的“竞争对手”剔除出产业链供应链，这种做法不仅违背APEC的初衷和目标，而且也严重阻碍国际经济科技合作，大幅增加生产成本，危害地区产业发展。

例如，区域内个别国家为制裁别国通讯科技企业，以技术设备存在“安全风险”为由，强行禁止在本国网络建设中使用上述企业设备。这种单边制裁措施对其本国电信企业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拖延了其通讯行业的升级换代进程，只会“反噬其身”。

再如，个别国家出台大规模排他性歧视性产业政策，破坏全球产业的合理分工格局，试图强行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结果是其制造业未见起色，“脱钩断链”反作用却日益显现，导致自身经历近年来最严重通胀，其国内民众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生活受到明显冲击。

三、发展失衡制约经济长期增长

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具活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但仍面临着显著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国家间的两极分化、群体间贫富差距扩大，成为制约亚太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

亚太地区经济体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分化现象。亚太地区既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也有一些位于太平洋岛屿和内陆的经济体。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长期处于发展滞后状态。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在近年来有所加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亚太地区内最高与最低人均GDP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已超过数十倍，悬殊的经济差距不仅限制区域整体发展潜力，也加剧了地区内部的不稳定。

不同群体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在亚太地区的部分经济体，伴随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部分群体受益显著，而其他一些群体，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居民，却未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一些亚太地区经济体的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甚至有所上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并未得到合理分配，大量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影响社会稳定，也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2023年亚太地区人口和发展报告》指出，2023年，亚太区域的青年人口（15-24岁）占全世界青年人口的56%，总人数突破7亿。在亚太区域中，有24.8%的青年人没有接受过教育、也没有就业或参加培训，妇女在这一群体中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发展失衡问题是亚太经济合作面临的重要挑战。APEC各成员经济体应加强沟通与协作，共同制定和实施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通过共同努力，推动亚太地区实现全面、均衡的长期发展。

四、气候变化危及可持续安全

亚太地区经济体自然条件多样，但多受气候变化进程影响。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加剧，自然灾害频发，给地区可持续发展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

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严重经济损失。2023年，亚太地区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650亿美元。发生与水文气象危害事件相关的灾害共79起，其中80%以上与洪水和风暴事件有关，造成2000多人死亡，900万人直接受灾。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通过海平面变化科学团队的分析显示，在未来的30年里，图瓦卢、基里巴斯和斐济等太平洋岛国的海平面将至少上升约15厘米，未来几十年太平洋岛国沿海区域的洪灾频率和严重程度可能均会加剧。

由于经济体系相对较弱，亚太地区的部分发展中经济体防灾减灾能力不足，受到自然灾害影响较为显著。特别是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接近GDP的8%，几乎是地区其他经济体这一比例的两倍。东南亚国家的这一损失则至少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

亚太地区仍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亚太地区的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无力顾及环境保护，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碳排放幅度亦难以控制。在2020年全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中，前148个城市全部位于亚太地区。到2050年，亚太地区约有7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要满足新市民需求，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而这将进一步加深对清洁水和能源的依赖，并可能产生出更多的温室气体。

海洋污染威胁也同样严重。由于人口密集、垃圾处理能力相对落后等原因，亚太地区面临诸多类型的海洋污染威胁。以海洋塑料污染问题为例，2022年，亚太地区海洋塑料污染对渔业和航运业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达到108亿美元，较2009年增加了近10倍，亚太地区海洋塑料垃圾的管控已成为全球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关键一环。

土地荒漠化加剧可持续发展压力。亚太地区荒漠化问题日益严峻，尤其是在内陆和干旱半干旱地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由于气温上升等因素影响，在该地区部分国家，已经出现向沙漠气候转变的情况。除此之外，气候变化导致的降水模式变化、水资源短缺以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如过度放牧、乱砍滥伐和农业活动，加速了土壤侵蚀和土地退化，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恶化，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不仅直接威胁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居民生计，还影响食物安全、水资源供给和社会稳定，对可持续发展构成长远挑战。

此外，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亚太地区遭受的热浪、干旱、洪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和剧烈。极端高温加剧了地表水分的蒸发，减少了土壤湿度，从而加剧了荒漠化进程；而极端降水事件，尤其是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可能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进一步破坏土地资源。

第三章  续写辉煌：在共创共享中实现共同繁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面临多重风险挑战，亚太作为全球增长引擎，肩负更大的时代责任。亚太合作未来的路怎么走，关乎地区发展，关乎人民福祉，关乎全球未来。

在这一背景下，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也理应成为APEC成员的共同目标。APEC各成员应秉持合作初心，再倡APEC精神，携手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努力共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共创共享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一、携手共进，合作发展仍是亚太主旋律

31年前，面对冷战结束后“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亚太地区领导人顺应和平和发展的时代潮流，召开了首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致同意超越集团对抗、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致力于共建一个活力、和谐、繁荣的亚太大家庭。这一重大决定推动亚太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入快车道，助力亚太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全球发展稳定之锚和合作高地。

如今，尽管亚太地区因各种因素面临新的纷争和摩擦，单边主义、阵营对抗等苗头在个别国家区域出现，但毋庸置疑的是，亚太经济合作从来不是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政治游戏，而是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发展平台。求同存异促合作、齐心协力谋发展仍是亚太地区的主旋律。正如新西兰国际贸易专家克里斯·利普斯科姆所言，亚太地区实践证明，通过合作而非对立，国家和经济体可以获得更多收益。正如一句新西兰谚语：“你的菜篮子满了，我的菜篮子满了，人民就会茁壮成长。”

在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中，可进一步发挥APEC主渠道作用，这其中应当充分发挥APEC经济体的多样性特点。APEC成员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各经济体在地缘、产业、社会、文化等方面各有特色，这种多样性带来良好的互补性，进一步提升了开展合作的意义和潜力。

原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执行主任杰柯陛说，不论各成员经济体量如何、地缘或政治上有什么不同，APEC都应让本地区各经济体携手，一起寻找解决方案。

未来，APEC应继续聚焦发展，继续发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伙伴精神，继续遵循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灵活务实、循序渐进的“APEC方式”，尊重各成员的发展权和发展道路选择，着力提升发展中成员的自主发展能力，不断将成员多样性转化为合作推动力。

二、和谐包容，共同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再倡APEC精神，APEC将继续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要机制作用。亚太大家庭各成员发展高度互补、利益深度融合，本就是命运与共的整体。再倡“亚太大家庭”精神，更好发挥APEC在区域合作中的主要机制作用，对于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布特加拉亚愿景设定，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APEC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多样性增强了开展合作的意义和潜力。为避免在解决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等方面出现阻碍，APEC应贯彻“开放的区域主义”，积极促进合作创新，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重要平台。

未来，各成员经济体应聚焦发展命题，增强“亚太大家庭”成员的自主发展能力，尊重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通过加强互联互通和互利合作，弘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伙伴精神，不断将成员的多样性转化为长期合作的动力源泉。

和谐包容是亚太命运与共的矢志追求。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如果没有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就无法确保真正的和平。”

应对亚太各经济体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发展筹资等关键领域，需要以积极的多边合作解决全球发展赤字，确保所有成员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公平参与和受益。无论经济体量大小、人口多少，地缘特点或政治体制有何异同，在APEC的初心之下，各成员体都可以携手探讨应对方案，找到解决之道。

发展与合作依旧是亚太地区永恒的主题，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符合时代潮流。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能够找到新的发力点。要推动亚太发展进入新阶段，还需加速《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的落实，并以此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维系整个世界的稳定发展。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加强，各成员应坚定不移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各成员经济联动融通，加强相关区域经贸协定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带动各成员之间的供应链整合，进而提高APEC各成员的供应链上下游的多元化水平。同时，应加强项目引导，加强合作机制与行动计划的阶段性实施评估，吸引工商界和社会群体的更多参与。

三、充满活力，“中国行动”赋能亚太发展

展望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也为推动亚太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

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大引擎，更是亚太腾飞的最大动力。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中国经济发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也为亚太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中国经济体量大，5%的增量相当于一个欧洲小国的经济总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表示，2024年中国将贡献全球GDP增长的30%左右，预计这种情况在2025年和2026年也会持续。

秘鲁APEC高官雷纳托·雷耶斯表示，中国作为APEC重要成员，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引领亚太经济增长持续发挥着积极作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性的作用，对带动出口具有重大战略作用，符合秘鲁经济战略发展。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拉关系，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视为团结发展中国家、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伙伴。截至2023年12月，中国已同22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同5个拉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拉美地区累计实施超过200个基建项目。

直面共同挑战，“中国行动”不断赋能亚太发展。中国是亚太区域合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弘扬者，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倡导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契合亚太的发展大势。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正加快推动和引领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中国协同各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落实好《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曼谷目标》，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快速增长，有助于地区成员体进一步实现减排目标；即将启动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将创造巨大绿色市场机遇。

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国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向亚太释放活力。中国致力于共同落实《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完善全球科技治理、强化科技创新对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激发贸易活力为亚太伙伴造就更多新机遇。中国通过优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障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外商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完善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机制，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破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中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必将惠及整个亚太地区。

中国是亚太互联互通、联动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一带一路”倡议包含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及“五通”等理念与亚太经济合作的需求及目标高度契合。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增资完成后，丝路基金资金规模将达到400亿美元+1800亿元人民币。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也必将有助于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稳步前行。

未来，亚太经济将继续引领世界经济，也必将助力全球共同应对重大挑战，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亚太合作再出发，让高质量发展惠及所有亚太人民，将继续成为APEC各个成员的共同目标。让我们秉持亚太合作初心，积极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实现亚太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共同繁荣。

结  语

秘鲁谚语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天的声音。”

亚太地区的交往历史证明，对真诚合作的伙伴而言，茫茫大洋不是阻隔，而是联结。正是因为这一联结，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组成利益交融、命运与共的大家庭。

亚太经合组织（APEC）建立领导人定期会议机制以来，始终走在全球开放发展的前沿。在“亚太大家庭”精神驱动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多边框架深化合作，亚太地区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快速发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优秀范例，以科技创新合作推动“创新性增长”，携手发展绿色经济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重要力量，多方面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

与此同时，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面临多种风险挑战，大国博弈、地缘冲突、阵营对抗阻碍国际间合作与互信，使亚太地区发展的安全环境面临内外冲击。作为全球增长引擎，亚太肩负着更大的时代责任。

从亚太合作的非凡历程中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再倡APEC精神，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也理应成为APEC成员的共同目标。

面向未来的亚太发展，给人以深刻启迪，同时也指引着一条生动的实践路径：合作发展是亚太地区主旋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重要动力，开放是迈向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绿色是亚太增长的鲜明底色，普惠是弥合发展鸿沟的关键之举。

未来，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亚太大家庭唯有继续秉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的APEC精神，发挥APEC平等沟通、协商合作的功能，携手共建创新、开放、绿色、共享的区域合作发展格局，才能实现大家庭所有成员及子孙后代的共同繁荣，共创全球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美好未来，以更好地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李向阳等，《2023～2024年亚太地区形势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3月

[2]杨泽瑞，《APEC 30年：机制·进程·前景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5月

[3]孙壮志等，《“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认识、实践与前景》，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

[4]苏格等，《亚太互联互通现状与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11月

[5]王镭，《全球发展倡议：以人民为中心推动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6月

[6]姜凌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当代南北经济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

[7]林雪萍，《供应链攻防战：从企业到国家的实力之争》，中信出版社，2023年12月

[8]王微、李汉卿，《超级链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大通道》，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年6月

[9]张蕴岭、李雪威，《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东北亚和平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12月

[10]王世渝，《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20年2月

[11]王辉耀，《全球化：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4月

[12]王义桅，《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化的价值观》，外文出版社，2021年12月

[13]张志明，《亚太价值链中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

[14]亚太经合组织政策支持小组，《2023年APEC图表》，2023年11月

[15]《2023亚洲气候状况》，世界气象组织，2024年4月23日

编写说明与致谢

《携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共筑亚太命运共同体》智库报告课题组由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潘海平、曹文忠、薛颖、崔峰、李月、杨苜、陈小彬、曹占忠、张文娟、徐海静、刘华、李慧敏、李桃、刘赞、郜捷、亓芳芳、李志兰、常嘉路、周晓苗、黄芯、石昂、潘宇昕、靳萱、常旭蝉、赵熠煊、梁洽闻、朱雨博、郝云甫、欧阳迪娜、李亭、李晓渝、卢怀谦等。

课题自2024年上半年启动以来，历时半年多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鸿刚，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研究所原所长宋志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原主任刘军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高凌云，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室执行主任谢来辉，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系主任荆然，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黄友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金向东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